（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）1938年的春寒中，随着一声长笛，“亚洲女皇号”邮轮缓缓驶离加拿大温哥华港，随着太平洋海面泛起的浪花，一位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离开生活了近50年的故土，来到中国。离开前，他在给仍互相惦念的前妻的信中写道，“中国最迫切需要我。”

他一路辗转，从香港到武汉再到延安，随后一路踩着太行山的碎石走进晋察冀边区，同中国军民共同生活、战斗了674个日夜，这位医生就是诺尔曼·白求恩。

来中国时，白求恩只带了手术刀、打字机和照相摄像机，这三件“武器”和白求恩一起在炮火中救治了无数战士的生命。建医院、办学校、写教材，600多天，白求恩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医护人才。

1939年11月10日，因救治伤员而患上脓毒败血症的白求恩被迫离开前线手术台，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，他用尽全力靠墙写下遗言，“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人民，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、最有意义的时日。”

写下遗言后的第三日凌晨（1939年11月12日），白求恩面对守在他床前泣不成声的同志们说，“不要难过……我多么不愿意离开你们啊……”然后，他就平静地离开了。

86年后，记者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看到，那些白求恩曾经说过的话，已成为医生入职的第一课；那些白求恩留下的被煤油灯熏黄的医学教材，已化作医者基因里的职业信仰。

1938年春，白求恩在延安东门外教堂前留影。黎雪摄

白求恩为战士献的血，成为抗战中的一抹红

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省灵丘县杨家庄村，只有两百户人家，却承担着300多名八路军伤员的安置任务，一般的护理工作，也基本由乡亲们完成。白求恩和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一起来到杨家庄检查医疗工作后，便被这里的军民鱼水情谊所感动，并在这里建立起了一所“在群众中的医院”——特种外科医院。

一天深夜，白求恩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：“白大夫，一名伤员股动脉出血了！”一位战士着急地说。

“这个部位出血，几分钟就可能死亡。”白求恩来不及多想，就飞奔向手术室，只见这位伤员面色苍白，鲜血不断地从伤口往外溢，白求恩说“必须进行离断手术，血是手术以及抢救伤员生命的关键，准备输血，伤员等不了了，我是O型血，抽我的。”

虽被众人劝阻，但此时的白求恩仿佛听不到周围任何声音，径直走向旁边的手术台说，“前方的战士可以献出生命，我献出一点血又有什么不应该？这是命令，必须执行。”

1939年10月，白求恩在北岳北线的火线上给重伤员输血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供图

白求恩平静地躺下，三通注射器的两端将白求恩和战士的血管连起，殷红的鲜血从三通管里缓缓流过，伤员的脸慢慢地有了血色。这一幕，被闻讯赶来的乡亲们看在了眼里，乡亲们在手术室外，默默地流泪了。

随后几天，特种外科医院门口总有些群众、医生、护士要求献血。“可以提前验好血型，随时给受伤的战士输血。”不等献血动员会开完，几个小伙子就跳上台，伸出胳膊要求验血，几个老人沉不住气，一个个直往台上挤，妇救会主任、村长的老伴也领着一群妇女要求报名，村民组成的流动输血队就此诞生。

“人民血库做银行，百姓火炕做病床。”那年冬天的杨家庄有些寒冷，但这样热情的歌谣却开始在太行山不断传唱。

在枪炮声中，白求恩连续工作69个小时

1939年春天，日军在冀中接连吃了几场败仗，恼羞成怒，纠集了4000多人，向河间八路军的驻地扑来，妄图与我军决一死战，我军决定在齐会消灭敌人。战前军事会议刚刚结束，参谋报告说，白求恩大夫来了。贺龙一听，笑着说：“这个急性子，要任务来了。”贺龙问白求恩，“急救站放在哪里合适？”白求恩思考了一下说：“我的意见是放在屯庄。”

屯庄位于齐会东北七里地，考虑到此次战斗规模较大，贺龙对此有些犹豫。“离火线越近，抢救效果越好。”白求恩着急地说道。

1939年秋，白求恩在前线孙家庄小庙手术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供图

就这样，白求恩带着医疗队驻扎在村南的一座庙里。1939年4月23日清晨，敌人对准齐会整整轰炸了一个小时，晚上8点50分，两颗红色信号弹在西南方向的上空升起，我军总攻击开始了。

伤员数量陡然增加，从黎明到黑夜，又从黑夜到黎明，白求恩在手术台旁整整坚持了一天一夜。“白大夫，白大夫”一名卫生员呼喊着，几名担架员抬着一位浑身是血的伤员来到小庙前。白求恩赶忙迎上去，为伤员做检查，即刻他的脸色严峻起来。

伤员的腹部敞开着一个十几公分长的伤口，一段沾满泥土的肠子袒露在外边，这段肠子上竟有十处裂隙和穿孔。

白求恩询问伤员负伤的经过，卫生员答道，“伤员是七一六团一营三连连长徐志杰，几小时前，为了和敌人争夺村南大桥，徐连长身先士卒，带战士们冲了过去。当敌人发现他们，慌忙扭转机枪射击时，徐连长和战士们一跃占领了桥前的低洼地。就在这时，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徐连长的腹部。可他咬牙坚持，顽强地据守着阵地。徐连长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举着驳壳枪，指挥战士们连续发起冲锋，一阵白刃格斗，敌人全垮了，大桥终于被我军占领。”

听完卫生员叙述，白求恩坚定地说：“一定要救活他。”

整整三天，我军消灭敌人800多人，齐会战斗胜利了。在枪炮声中，白求恩连续工作69个小时，和大家一起施行手术115例，他抢救的徐志杰转危为安，康复后重新走上战场。

白求恩牵挂他的战士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

40℃，是白求恩在中国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时的体温。

顶着这样的高温，生命最后时光的白求恩时而清醒、时而昏迷，嘴里不停重复着，“凡是头部和腹部受伤的，必须抬来给我看，我睡了，也要叫醒我。”

当时，聂荣臻司令员传来指令，“不惜一切代价，把白求恩大夫送出作战区域，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。”听到这个指令后，白求恩沉默了好一阵，摸着肿胀到无法再进行手术的左臂颤抖地说，“我服从聂将军的安排。”说完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。

转移前的那天下午，白求恩在两个护士的搀扶下走进病房和手术室，一步一挪地逐个检查伤员的伤口，指导医疗队接下来的工作，任何人都没能成功劝他回房休息。

离开前线的那天，王家台村飘起了洁白的雪花，白求恩躺在担架上，在雪地里渐行渐远。一路上，不断有前来送行的群众，他们都知道，白求恩大夫是给伤员们进行手术时受的伤。

离开前线的大约10天前，白求恩一行赶到距火线仅七八里的孙家庄一座仅10平方米的破庙里，庙里两张方桌拼成了临时的手术台，白布帐幔隔出手术室，角落里消毒锅不断冒出的水汽嘶嘶上升，白求恩一边手术一边强调，“不管有多少重伤员，全部做好手术准备。”

一个昼夜过去，仍在给伤员手术的白求恩不慎划伤了左手中指，护士紧急包扎后，白求恩继续手术。就在这时，他们收到了“立即转移”的指令。为了在转移前多做几台手术，白求恩争分夺秒。此时，他受伤的中指再次被伤员的碎骨刺破。救治完最后一个伤员时已是深夜，白求恩不得不在夜间进行转移，可冬天的太行山脉太冷了，白求恩因感冒导致受伤的手指出现严重肿胀。

两天后，本是白求恩回国筹集资金和药品的日子，他带着医疗队给手术的伤员进行最后的检查，不料发现一名伤员情况严重，病菌已侵入头部。“必须立即手术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”白求恩说。

手术中，白求恩突然一声呻吟，他的伤指碰到了伤员的伤口。也许就在这一刻，病菌开始在白求恩的体内蔓延，随后白求恩开始出现头晕、疲惫、发烧、没有食欲。其他医生判断，必须切断手指，防止病毒扩散。但被白求恩拒绝了，“没了手指怎么给伤员手术？”他转身又为13名伤员做了手术，手术结束后，白求恩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。

从那之后，白求恩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体温一天比一天高，但他仍不断要求上前线，“前方的战士在流血，我不能在这里休息。”白求恩牵挂他的战士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